論文：東亞區(qū)域生產網絡的組織視角分析

目錄/提綱：……
一、企業(yè)網絡的治理模式及其國際化
（一）企業(yè)網絡的治理模式
（二）企業(yè)網絡的國際化
二、東亞的日本式生產網絡
三、東亞的美國式生產網絡
四、東亞的海外華人生產網絡
五、結論
……
論文：東亞區(qū)域生產網絡的組織視角分析

內容提要：區(qū)域生產網絡已經成為東亞經濟體之間新的國際分工形式�，F(xiàn)有文獻對它的研究多從零部件貿易或FDI的角度展開，但這種宏觀分析顯然無法捕捉到東亞經濟體在微觀組織層面的關聯(lián)及其特征。從東亞企業(yè)網絡的治理模式及國際化路徑進行研究，既可以為宏觀分析提供更為扎實的微觀基礎，又能更加清晰地反映出東亞區(qū)域生產網絡的全貌。
關鍵詞：區(qū)域生產網絡 全球價值鏈 系列 華人生產網絡

Abstract: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have been a kind of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mong East Asian economies. The e*tant research mostly centers on trade or FDI, but this macro-analysis obviously can’t seize the organizational connectednes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East Asia. By analyzing the governance patterns of firm networks in East Asia and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tracks, this paper int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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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yè)網絡的治理模式及其國際化

從199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全球價值鏈理論是一個以經濟全球化為研究背景，融合了微觀和宏觀兩個視角重新全面審視全球化下經濟發(fā)展的新興理論。相關研究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第一是投入—產出結構，第二是地域或空間布局，第三是治理結構，第四是_框架。
（一）企業(yè)網絡的治理模式
Gereffi等人（2005）區(qū)別了三種決定價值鏈治理模式的關鍵決定因素：交易的復雜程度、識別信息的能力和供應能力。如果這些因素只允許取高或低兩個值，則有八種可能的組合，但只有五種是事實上存在的，即市場（market）、模塊型網絡（modular networks）、關系型網絡（relational networks）、控制型/領導型網絡（captive/directed networks）和科層制（hierarchy）。
表1 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關鍵決定變量
治理模式 交易復雜程度 標準化交易能力 供應商的能力 外部協(xié)調合力量失衡程度
市場 低 高 高 低
模塊型網絡 高 高 高
關系型網絡 高 低 高
控制型網絡 高 高 低
科層 高 高 低 高
注：根據上述三個決定變量應該有八種可能的組合，其中有五種是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另外三種由于與現(xiàn)實不符可予以排除。
資料來源：Gereffi, Humphrey and Sturgeon(2003).
市場和科層這兩種傳統(tǒng)的治理模式分別處于價值鏈治理強度的最低端和最高端。在市場模式下，參與價值鏈的各企業(yè)之間是非常松散的、交易頻率最低、以價格為基礎的交易關系；而科層模式對應著完全垂直一體化，由企業(yè)從經理到下屬、從總部到分支的行政命令來對價值鏈各環(huán)節(jié)的生產活動進行協(xié)調。模塊型、關系型和控制型這三種網絡型治理模式介于兩者之間。[ 雖然Gereffi等人研究的是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方式，但筆者認為，這三種網絡型的治理方式恰恰是三種企業(yè)網絡的組織方式和治理方式。]
模塊型網絡。網絡中的品牌企業(yè)控制了價值鏈的核心環(huán)節(jié)（如產品原型、市場營銷等），而將非核心環(huán)節(jié)（如產品設計和制造）外包給專門的供應商，這些供應商本身具有向品牌制造商提供全面服務的深層能力，無需來自品牌制造商的大量幫助或者依附于品牌制造商。其典型代表如美國的耐克公司和硅谷的IT企業(yè)。
關系型網絡。關系型網絡主要依靠網絡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系，例如信任、聲譽等非正式契約來治理。信任和聲譽或者基于網絡參與者的長期交往，或者基于家族和種族之間的聯(lián)系。網絡參與者通常通過頻繁的接觸來交換復雜的默會信息，而且能夠隨著環(huán)境變化而扮演新的角色。這種高度分解的組織結構能夠滿足小批量生產、短交貨周期、快速發(fā)貨和快速地進入與退出市場的要求。其典型代表是中國臺灣地區(qū)的中小企業(yè)生產網絡。
控制型網絡。在控制型網絡中，領導廠商會在設計、物流、配件購買、技術升級等方面向供應商提供大量支持，而供應商需要進行專用性資產的投資，并被限定在較小范圍內特定產品的生產上。供應商因而被購買者俘獲，需要依附于大型購買商。這種網絡通常以領導廠商的高度監(jiān)督和控制為特征，以日本的下包制最為典型。
由治理模式的不同類型可以看出，由于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與社會制度，不同經濟體的企業(yè)生產網絡往往表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原因在于，企業(yè)或個人不是無差異空間_運動的原子，它們的交易活動是“嵌入”于各種社會聯(lián)系的網絡之中的，網絡主體組織資源、獲取信息、制定決策都受到既定網絡結構的約束，同時每個主體也參與塑造網絡，影響網絡演化的軌跡（Granovetter,1985）。因而每個社會都會造就自身獨特的企業(yè)組織安排。
（二）企業(yè)網絡的國際化
生產的垂直分離與貿易的一體化是這一輪全球化的兩個主要特征，其活動主體和推動力量則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往往會將價值鏈上的不同生產環(huán)節(jié)分置于最適合生產的國家和地區(qū)，然后通過貿易的方式將其重新組織起來，形成所謂的國際生產網絡。從具體方式來看，跨界生產要么通過FDI垂直一體化進跨國公司內部，要么通過外包的方式分離出來，其中，前者被稱為生產者驅動型的價值鏈，主要出現(xiàn)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垂直整合型產業(yè)（如汽車、計算機、航天器）；后者則是購買者驅動的價值鏈，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yè)中（如成衣、鞋子、玩具和消費性電子等）（Gereffi,1999）。
在筆者看來，無論價值鏈由生產者驅動還是由購買者驅動，其中的領導廠商在組織跨界生產時，一方面會導致國內形成的企業(yè)網絡隨之跨越國界，進一步鞏固供應商同領導廠商之間的聯(lián)系（比如日本汽車產業(yè)中的中小企業(yè)追隨豐田、本田這樣的領導廠商進行對外投資）；另一方面，東道國的供應商也會加入到網絡中來，通過與跨國公司之間的關聯(lián)獲得技術溢出和經濟增長（比如臺灣的廠商通過OEM或ODM方式加入到美國的生產網絡中）。
由于企業(yè)網絡本身就包含著相當多的制度或文化因素的嵌入，因此，當原有的生產網絡逸出國界或領導廠商重新組織國際生產網絡時，它們在特定環(huán)境中形成的治理模式仍然會影響著相關企業(yè)在國際市場上的戰(zhàn)略和行為，由國內機制所形成的市場邏輯或者生產體系，仍然決定著 ……（未完，全文共11484字，當前僅顯示2732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論文：東亞區(qū)域生產網絡的組織視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