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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蘇共喪權看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

發(fā)表時間:2011/11/4 16:04:35


從蘇共喪權看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

上海社科院社會科學雜志社胡鍵

蘇共喪權后,國內外學者都認為,蘇共喪權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同時也強調,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思維”是主要的直接原因。的確,戈爾巴喬夫對蘇共喪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直接原因去分析蘇聯(lián)劇變,只是淺層次的分析和認識,因為,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的發(fā)生都有它的基礎和導因,這種基礎性因素是決定性的,是歷史發(fā)展中帶有必然性的東西,由于它們的存在,導致事物在一段時期內的結束。歷史地看,沒有歷史的、內部深層次的因素,單憑戈爾巴喬夫一人的力量決不可能把一個百年大黨徹底傾覆。在眾多的因素中,權力異化是蘇共執(zhí)政合法性危機、喪權亡國的內部深層次原因。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使命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在)’一大群眾的支持下才能完成解放全人類的使命,一也最終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身因此,在奪取_后無產階級執(zhí)政黨非常清楚手中的權力不是自己的,而是人民賦予的,離開了人民,無產階級政黨就會喪失_的基礎。然而,俄共(布)在奪取_之后不久,權力的歸屬關系就發(fā)生了異化。最初,布爾什維克黨同左派社會黨實行聯(lián)合執(zhí)政,初步建立了多黨合作的政治架構,列寧最初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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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選舉完全是等額選舉而且選舉結果必須經上級黨組織批準才能生效,因此,選舉變成了形式,“上級批準”才是實質的內容。干部的任命制不僅在黨內推行,而且推而)’一之到所有國家機關的干部。結果,干部不是向人民負責,而只是向黨負責,其實是向擁有干部任命權力的人負責。
一切權力屬于黨,但實際上并不是屬于整個黨。革命前,俄共(布)實行集體領導,革命勝利后,黨章仍然規(guī)定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是最高執(zhí)行機關。1919年,黨的八大建立了中央委員會的兩大執(zhí)行機關政治局和組織局,分別負責政治工作和人事調配。然而,到斯大林時期,政治局從中央委員會的執(zhí)行機關變?yōu)辄h的權力中心,政治局決定一切。政治局直接向黨的總書記負責。不久,斯大林又以總書記的身份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形成了獨特的總書記領導_。所以,“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變成了實際上的“一切權力屬于黨”,很快又演變成“一切權力屬于總書記”。黨內的權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最后權力實際上集中在少數(shù)領導人手中,甚至是總書記一人手中。因此,有人嘲諷道:“在蘇聯(lián)搞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書記專政”自斯大林以后的蘇聯(lián)領導人,特別是赫魯曉夫對這種個人崇拜為實質的集權制進行過批判,但這種_始終沒有根本改變。即使是倡導“民主化”的戈爾巴喬夫,一也沒有擺脫個人集權制的侄桔,在很多情況下,他仍然實行的是個人決策。最典型的是在外交上,戈爾巴喬夫置蘇聯(lián)外交部和蘇共其他領導人于不顧,在謝瓦爾德納澤的協(xié)助下一意孤行地推行其外交“新思維”,在東歐單方面地宣布“松綁”,要求東歐各國像蘇聯(lián)一樣進行全面改革,而正是蘇聯(lián)主動給東歐國家的“松綁”,使東歐國家長期積存的“脫離控制”的蓄水池堤壩打開了一個缺日,使東歐國家的政治發(fā)生了劇烈的轉折。結果,在東歐劇變的沖擊下,蘇聯(lián)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驟然發(fā)展成為促使蘇聯(lián)分崩離析的強大的離心力。
假若沒有在蘇共歷史上早就形成的僵化的權力_和異化的權力結構,戈爾巴喬夫根本就沒有機會來推行導致蘇共喪權、蘇聯(lián)亡國的“新思維”。
既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無產階級的執(zhí)政黨又是)’一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忠實代表,那么,無產階級執(zhí)政黨手中的權力應該為人民服務。俄共(布)在革命時期和革命勝利初期,的確是為全體勞動人民所想的,一也是為國家利益所考慮的,即使有少部分人想以權謀私,一也只能是“暗渡陳倉”,斷然不敢公然行事。然而,到后來蘇聯(lián)的一切國家權力都屬于了蘇共,具體表現(xiàn)就是“黨代管制”完全取代了“人民管制”。由于權力只是用來維護蘇共內部少數(shù)人的利益的工具,結果導致蘇聯(lián)政治生活上形成一個政治毒瘤—特權階層。特別是經過較長的和平時期后,社會比較穩(wěn)定,蘇共黨內干部已經不再具有危機感,一也忘記了人民大眾在革命時期對黨所給予的支持,他們開始用權力來維護和拓展自己的利益!笆紕t慚焉,久而安焉”。
而所謂的特權階層,最主要的就是蘇共黨內的領導人,即所謂“高干花名冊”上的人。高干花名冊的上層,特別是全聯(lián)盟黨中央委員會和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委員會一級的人,是識別蘇聯(lián)特權階層的最好標志,同時,“高干花名冊”一也反映了蘇共內部以權力大小而導致特權多少的社會分化現(xiàn)象。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越多,從而形成一個黨內至上而下的垂直的、金字塔式的官級圖:底層是普通黨員,中層是“委員會集團”,上層是“書記集團”,塔尖是政治局、總書記。普通黨員在黨內既無權力也無特權,是黨內“無產階級”,中層以上則是各個層次的“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構成蘇聯(lián)社會的“新階級”,一也就是特權階層。這一批人不僅通過權力在自己與普通群眾之間劃上一道鴻溝,而且也通過權力使自己的物質享受也與普通群眾之間筑起一道厚厚的障壁,“成為一個越來越脫離社會的階層:他們孤立地生活、治療、休養(yǎng),在整個階層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關系—須知這個階層的子女們在一起度過時光,互相認識,往往通婚不僅如此,(……他們)試圖建立交權制度,或者叫特權繼承制度。也就是通過建立專收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過一套任命和提升職務的制度來達到繼承權力的日的。”權力使這些人享受著特殊的待遇,如對地位一般的官員,蘇共發(fā)給他們“第十三個月工資”,高級別的官員則可從“黨內工資袋”制度中獲得相當于正常工資的額外收人;再就是所謂的“克里姆林宮津貼”,對某些官員來說,這種津貼使其正常工資收人顯得微不足道。更有甚者,蘇共還按照官員級別推行內部特供制度。此外,這批人還享受舒適的住宅 ……(未完,全文共6775字,當前僅顯示2379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從蘇共喪權看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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