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設征文——《岳陽樓記》留給我們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財富（一）

目錄/提綱：……
（一）文章是思想的載體、藝術的表現(xiàn)
一、我們該怎樣做文章---文章達到的“三境之美”
二、我們應該怎樣做人
三、我們該怎樣為官——憂民、憂君的為政之道
……

文章是思想的載體、藝術的表現(xiàn)。我向來主張文章為思想而寫，為美而寫。當然，讀文章也應從這兩方面來讀。如果讓我在古今文章中選一篇最好的，只須忍痛選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千百年來，中國知識界流傳一句話：不讀《出師表》不知何為忠；不讀《陳情表》，不知何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標準。隨著歷史進入現(xiàn)代社會，這兩《表》的影響力，已在逐漸減弱，特別是《陳情表》，已鮮為人知。但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同樣產(chǎn)生于封建時代的《岳陽樓記》卻絲毫沒有因歷史的變遷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經(jīng)歲月的滄桑，愈顯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論朝代，已經(jīng)南宋、元、明、清、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六代的更迭；論社會形態(tài)，也經(jīng)封建、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世的沖擊。但它穿云破霧，歷久彌新。嗚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變，靠什么？靠它的思想含量：藝術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思想、。它以傳統(tǒng)的文字，能表達了一種跨越時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岳陽樓記》已經(jīng)成為一分獨特的歷史遺產(chǎn)。從《古文觀止》到解放以后歷屆的中學課本，常選不衰；從政界要人、學者教授到中小學生，無人不讀，不背，這說明它仍有現(xiàn)實意義。歸納起來有三條，一是教我們怎樣寫文章；二是教我們怎樣做人；三是教我們怎樣做官。
一、我們該怎樣做文章---文章達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為、三境、五訣
在中國古代，文章是官員政治素質的一部分。“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缺一不可。古今有三種文章，一是官場應景，空話、套話，人們很快忘記；二是有一點思想內(nèi)容，但行文不美（如大量的奏折、記、表等），人們也已經(jīng)忘記；三就是以《岳陽樓記》為代表的既有內(nèi)容又有思想，而且都達到了極致。
《岳陽樓記》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下評語前，我們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標準。概括地說可以叫做“一文、二為、三境、五訣”。
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寫應用文、寫公文。文者，紋也，花紋之謂，章者，章法。文章是以一門以
……（新文秘網(wǎng)http://jey722.cn省略1318字，正式會員可完整閱讀）……　
推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的快樂情境。
第五段，導出哲理，作者將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設問：有沒有超出上面那兩種的情況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這種人超出物質利益的誘惑，超出個人的私念：在朝為官，不忘百姓；被貶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時憂天下，危難時擔天下。進也憂，退也憂，那么，什么時候才樂呢？到文章快結束時才推出一聲絕響，一個響亮的哲理式結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做官要做這樣的官，做人要做這樣的人！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用的是“理”字訣。這個道理一下講透了，這個標準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還要永遠管下去！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題，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個時代，哪個國家的官員都有忠奸、公私、賢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憂后樂”是超時代，超階級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類共同的、永遠的精神財富。范仲淹道出了這種為人、為臣的本質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講完這個結論后，文章又從“理”回轉到“情”：“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寫出了一種超時空的向往和惆悵。
第六段，不經(jīng)意間再輕帶一筆轉回到記“事”：“時六年九月十五日”，照應文章的開頭，像一個繞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沒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個層次皆具，已達到了一個完美的藝術境界。
這篇文章的核心是闡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說出這一句話，這一個理，就不會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學藝術，是口號，是社論。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鋪墊，而且全都用優(yōu)美的文字來表述，用了許多修辭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現(xiàn)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效，再加上貫穿始終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內(nèi)容和形式兩方面都分別達到了很難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閣序》里的一句話，就是“四美具而二難并”了，是一種高難度的美。
2、兩類作者，兩類文章
雖然我們給出了一個：“一文”的要求、“二為”的宗旨、“三境”的標準、“五訣”的方法，但并不是誰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寫出好一篇好文章。就像數(shù)學課上，不是老師教給一個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這還得有一個艱苦的修煉過程。
凡古今文章，從作者角度分有兩大類。一類是文人、專業(yè)作家。如古代的司馬相如、李白、王勃，現(xiàn)代的許多專業(yè)作家。作者先從文章形式入手，已嫻熟地掌握了藝術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煉思想，充實內(nèi)容，但無論如何，由于閱歷所限，其思想總難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個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業(yè)績，其難也哉！第二類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賈誼、諸葛亮、魏征、韓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覺民、梁啟超，現(xiàn)代如_等人。這類作者是從思想內(nèi)容入手。他并不想以文為業(yè)，只是由于環(huán)境、經(jīng)歷使然，內(nèi)心積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噴，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達出來。當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寫不出好文章的，他們忙于事務，長于公文、講話、指示等應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沒有修煉到思想的美，很難做到“四美俱而二難并”。但也有少數(shù)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時就有文章閱讀或寫作訓練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務之余不忘治學（如人形體的后天訓練），于是便挾思想之深又借藝術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頂峰。就像一個美女后來又成就了偉功大業(yè)，既天生麗質，又驚天動地，百里挑一。
因為有兩類作家，也就有兩類文章�！暗赖挛恼隆焙汀拔娜宋恼隆！敝袊膶W傳統(tǒng)很重視政治家的“道德文章”。政治家為文是用個性的話說出個性的思想（如諸葛亮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_說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如果只會用共性的語言說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話、套話，有理而無美，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傳。 “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個性的語言說出個性的美感。�！懊馈庇杏喽聿蛔悖ㄈ缤醪摹奥湎寂c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因為文章第一位是表達思想，“理境”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對來講，先入藝術之門，再求深造思想難；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藝術之門易。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專攻文章，以文為業(yè)的反倒少。歷史上的范仲淹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學者，也許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類的排行榜時，他也無緣入列。但這恰恰是他勝過一般文人之處�；蛘邭v史根本就不忍心將他排入文人之列。這倒給我們一個啟示，每一個政治家都有條件寫出大文章，都應該寫出大文章。
所以要弄清《岳陽樓記》的文章之美，還得從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尋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
二、我們應該怎樣做人
——獨立、理性、犧牲的人格之美
人們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里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卻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講政治，怎樣為政、為官，后者是講人格，怎樣做人。前者是講政治觀，后者是講人生觀。正因為講出了這兩個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這篇文章才達到了不朽。其實，一個政治家政治行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撐，而且其人格的力量會更長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歷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為利動；己，指內(nèi)心世界，不為私惑。就是說：有信仰、有目標，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結合范仲淹的人生實踐，可從兩個方面來解讀他的人格思想。
一是獨立精神——無奴氣，有志氣。
范仲淹有兩句詩最能說明他的獨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他在《岳陽樓記》里向往那些高風亮節(jié)的人，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我們看看他最希望與哪些人同歸呢？
1034年，當范仲淹第二地次被貶到桐廬任上時，他知道這里就是漢代高士嚴子陵隱居之地。嚴是漢帝劉秀未發(fā)跡時的好友，劉稱帝，嚴堅決隱而不出。這種“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獨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為嚴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親寫了一篇《記》文，文末歌曰：“云山蒼蒼，江水茫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四句話流傳甚廣，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寫照。
1038年，范第三次被貶赴潤州（今江蘇鎮(zhèn)江）任上時，途中經(jīng)彭澤拜謁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剛正不阿不畏武則天的權勢被陷入獄，又貶為縣令。范當即為其寫一碑文，歌頌他：
“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SU同訴）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
文字擲地有聲。而當時作者也正冒著朝中的“暴火寒灰”，獨行在被貶的路上。而他所描寫的剛不可摧、方不可變，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親去世，29歲的母親貧無所依，抱著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來到山東淄州（今山東鄒平縣附近）。他也改姓朱 ……（未完，全文共20584字，當前僅顯示3702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廉政建設征文——《岳陽樓記》留給我們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財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