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達默爾曾面對西方實證科學的發(fā)展,討論“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他認為這是一個只屬于西方哲學的問題,因為智慧型的遠東思想在提問和表述方式上,都與所謂西方哲學之間缺少一種“可檢驗(比較)關系”。這實際上是在“哲學”面對實證科學的“合法性”問題之外,又提出了一個遠東思想(或曰智慧)面對“哲學”(西方哲學)的“合法性”問題。
在西方特別是歐洲,“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始終受到質(zhì)疑,“中國哲學”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個來歷不明的怪物。當然,沒有人會否認“哲學”在中國近一百年來的發(fā)展,不過后者可以僅僅是一種現(xiàn)代的事業(yè)(而與歷史和傳統(tǒng)無關),正如現(xiàn)代中國的許多學科門類(如社會學等)都僅僅是現(xiàn)代的事業(yè)一樣。
與上一點相聯(lián)系,討論“中國哲學之合法性”問題,實際上已經(jīng)預設了“中國哲學”(中國的哲學)與哲學在中國的區(qū)分,后者是泛指發(fā)生在中國土地上的一切哲學運動、活動、事件,哲學討論與爭論,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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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歷史上的“中國哲學”所缺少的只是某種外在的形式,此所以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建立某種相應的“形式系統(tǒng)”,“穿上系統(tǒng)的外衣”,就成為“中國哲學”現(xiàn)代發(fā)展的重要使命。
三是主張擴大“哲學”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認為西方有關“哲學”的理解及其范圍的限定,似未免過于偏狹,“中國哲學”的闡釋與發(fā)展,可以(也應當)為之增加某些內(nèi)容,諸如中國特色的“人生修養(yǎng)論”,等等。
四是強調(diào)“哲學”概念的相對性及其與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相關性,認為并不存在一般意義的所謂“哲學”,“哲學”本質(zhì)上只能是一個“文化的”概念,任何“哲學”都只有透過文化和傳統(tǒng)的帷幕加以理解和限定。
第一種敘述方式是把問題拉回到常識的層面,實際上是取消了問題;第二種敘述方式大體上是在接受西方范式的前提下,依照“缺什么補什么”的思路來說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第三種敘述方式較為通行而普遍,卻常常流于簡單化,缺乏對于“哲學之所以為哲學”和“哲學”與“非哲學”之關系問題的自覺意識;第四種敘述方式在目前的討論中差不多是介于“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之間。
與中國史學、文學等不同,哲學在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是二十世紀的產(chǎn)物。年,日本學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學”兩個漢字來翻譯“”一詞。年,《新民晚報》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把此一譯名運用于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方面。年,北京大學設立“中國哲學門”;年,新任北京大學校長不久的蔡元培改“中國哲學門”為哲學系,此可以說是標志著作為近現(xiàn)代教育和科研_下一個專業(yè)門類的“哲學學科”在我國的正式確立。而若依據(jù)賀麟的說法,直到年留學美歐的張頤先生回國主持北大哲學系,講授康德、黑格爾哲學,“中國才開始有夠得上近代大學標準的哲學系”。
“哲學”概念的引進實際上意味著要引進一整套學術(shù)規(guī)范。人們并不是一開始就自覺到這一點。年,謝無量出版了第一部《中國哲學史》。用“哲學史”這一名詞來表述中國傳統(tǒng)學問中的部分內(nèi)容,應當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這本書在當時似乎并沒有引起特別的關注和產(chǎn)生太大的影響。因為在謝無量那里,“哲學”差不多只是一個名詞,而作為一種學問則是“古已有之”。傳統(tǒng)思想中所謂“儒學”、“道學”、“理學”,佛家的“義學”,可以說與西方所謂“哲學”都是異名而同指。既然如此,我們自然無妨參照傳統(tǒng)的體例來撰寫所謂“哲學史”。此所以謝無量認為,西方近代哲學所謂形而上學、認識論、倫理學的區(qū)分,與傳統(tǒng)學問中“六藝”、“九流”等分類并無實質(zhì)性的差異。
年,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留美歸國的胡適出版了轟動一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蔡元培在“序”中指出,治中國哲學史有兩層難處:一是材料問題;二是形式問題。材料的取舍方面必須有“漢學”的工夫,而形式上中國古人的著作則“沒有可依傍的”,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他認識到不能夠?qū)⒔F(xiàn)代意義上的所謂“哲學史”,與《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等混為一談。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給出一個“哲學”的定義,他說:“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人生切要的問題”有諸多方面,體現(xiàn)在哲學上則可以區(qū)分為宇宙論、名學或知識論、人生哲學或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z-教哲學等。
把教育哲學、政治哲學、z-教哲學列入其中,可能與胡適 ……(未完,全文共5073字,當前僅顯示1781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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