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學(xué)習(xí)講稿：對現(xiàn)代中國外交哲學(xué)的反思

目錄/提綱：……
一、中國的自我意識與外交轉(zhuǎn)型
（一）清朝的“無外交”轉(zhuǎn)型為“以夷制夷”
（二）民國時期的“民族主義的革命外交”
（三）新中國建立后的“國際主義的革命外交”
（四）改革開放后的“民族主義的后革命外交”
二、國際秩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
（一）國際秩序的構(gòu)成和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
（二）中國如何識別和維護國家利益
三、現(xiàn)場提問
……
干部學(xué)習(xí)講稿：對現(xiàn)代中國外交哲學(xué)的反思
施展
外交學(xué)院教授

課程前言
我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對中國現(xiàn)代外交哲學(xué)的反思》。那么談到外交哲學(xué)，可能大家首先會想到，我們今年的這些外交，以及民間經(jīng)常會看到的，對外交的很多評論，比如一些說法，什么“寧可中華遍地不長草，拼死也要拿下釣魚島”。“拼死也要拿下釣魚島”，這個東西，它是否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或者說我們在南沙，以及在中亞或者在南亞，在非洲的很多做法按，是否真的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假如它符合的話，那么它符合的究竟是什么利益？以及假如它不符合的話，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這些問題的答案，并不是我們初看上去那樣，很簡單一目了然。相反，這些東西它涉及到一個更復(fù)雜的問題，就在于究竟什么叫做國家利益？那什么叫國家利益呢？它首先涉及到我們這個國家的自我意識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說，你究竟如何認識你自己？你是誰？以及你和世界的關(guān)系是什么？所以我今天的這個演講，大概就會分以下幾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我會來講一下，中國的自我意識，究竟我是誰，這個答案，在近代以來，它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它的答案是如何變化的？一直在不斷的尋找答案，不斷的在轉(zhuǎn)型的這個中國，它是在怎樣的一個外在的約束環(huán)境之下在轉(zhuǎn)型的，如此這樣的一個今天的中國，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認識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什么是我們所謂的中國的國家利益，以及我們該如何去維護它？
一、中國的自我意識與外交轉(zhuǎn)型
（一）清朝的“無外交”轉(zhuǎn)型為“以夷制夷”
中國古代有那種說法，叫東夷、西狄、南蠻、北戎，什么所有這些地兒的人，對他們的稱呼都加一個犬字旁，你就是一只動物。那會兒的中國，把自己視做一個帝國。那么什么叫做帝國呢？或者說什么叫做一個古典意義上、傳統(tǒng)意義上的帝國呢？就是認為我是世界文明的制高點，你們周邊的這些地方，它的文明程度都是不夠的。那么從我這里，向周邊逐漸的往外擴散文明，那么在這個帝國的外圍是邊疆，再遠處蠻夷，只能接受或者服從帝國的一種統(tǒng)治秩序。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帝國它就不會認為，世界上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它并立，相反，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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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制約。最終，它們形成一種力量均衡，我就獲得一個上下其手的空間了。所以大清就有得玩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大清開始了一種，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叫做以夷制夷的努力，這種以夷制夷的努力，翻譯成今天的話是什么意思？就是大清試圖努力的融入一種此前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但今天卻一定要接受的國際條約體系。它意識到，在這個國際條約體系之下，大清的利益是可以獲得保障的。但前提是，你得懂得國際條約體系，以及你得愿意加入這個東西。在此之前，大清對這個東西肯定是，一開始是拒絕的，但是到了后來，這個大清逐漸開始努力的融入現(xiàn)代世界秩序。并且在這個努力融入現(xiàn)代秩序的過程當中，大清它也逐漸的發(fā)現(xiàn)了西方列強，列強和列強是不一樣。比如大清發(fā)現(xiàn)，英國、法國、美國等等這些國家，這些列強，用當時的說法叫做，它不利人土地，什么叫不利人土地？利就是利益的利，它不會過來試圖搶占土地，相反它更多的是到這來，跟你要有一個通商的權(quán)利，要一個平等通商的資格。而它跟這個俄國日本什么呢，可能不大一樣，俄國和日本它是利人土地的，也就是說它是過來，它是想要占你的地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大清都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能力獨立的來對抗俄國和日本，那么它就勢必要更多的把英國、法國、美國等等，把這些國家的利益引入到中國內(nèi)部，使得它們的利益在中國的利益足夠多了之后，它們會主動的幫助大清，來對抗俄國、日本這種利人土地的國家的，這就是“以夷制夷”。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以夷制夷”的過程當中，你要想讓英國、法國這些不利人土地的國家來主動幫你，維護你的利益的話，那必須得有條件，就是你得向它主動的讓利，你要不向它做某種讓利的話，人家憑什么幫助你。而假如你拒絕做這個讓利，有可能你損失的更多。所以在晚清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種這個通商條約，那條約在今天看起來，可能會被指責為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平等，等等，可能會有一些指責。但是假如你把我們的這種視野，放回到當時的這個環(huán)境之下，你會發(fā)現(xiàn)，正是在這種讓利的過程當中，大清才得以保全。只不過那些東西，那些讓利的行為在今天我們那種革命主義的視野之下，在這么一個觀念之下，它被解讀為“賣國”。那么大清它是努力試圖想要融入現(xiàn)代世界秩序，這個不是大清能選的，融也得融，不融也得融，你要主動融入進去的話，你可能還會有一些機會，假如你拒絕融入的話，人家直接就打上門來，打上門來你的后果就會更慘。而主動融入的話，有可能你會逐漸獲得一種新的發(fā)展的機會。所以這是大清它在后來一直在做的這個工作。那么一旦開始主動融入的話，這就意味著中國必須開始轉(zhuǎn)型了，但這個轉(zhuǎn)型的時候，對大清來說就面臨著幾個問題，很復(fù)雜的問題。
那么你為什么要轉(zhuǎn)型呢？是因為你挨揍了，你被西方給一頓胖揍。挨揍之后，我想要不再挨揍，那么我就得先得夠從國家內(nèi)部把各種資源更加有效率的動員起來，提升動員效率它需要靠幾點。一個是你內(nèi)部的這種官僚體系、財政體系的改革。另一方面，你要從民間更多的進行資源的汲取。但是民無信不利，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說，對傳統(tǒng)的這個文化而言，它是拒絕你中央從民間過多的進行資源汲取的。但是在面對一個如此之惡劣的外部安全局勢的情況之下，你仍然堅守這些東西，會使得你的轉(zhuǎn)型徹底沒法玩，所以你就必須得另找到一套理念，你使得自己從民間更多的進行資源汲取這個工作獲得一個正當性。既然傳統(tǒng)文化沒有，很可能我就得從外面來尋找，外面西方國家給提供現(xiàn)成的，什么？就是民族主義。西方國家在近代以來，就是通過民族主義一個一個的國家，它全都被，用一套全新的理念，把這些國家給整合起來，然后它們都變得效率很高。那么對大清來說，也許用民族主義是完成自己的重新整合轉(zhuǎn)型很重要的一個辦法。
但是，新的麻煩又來了，民族主義它有一個前提，前提是什么？民族主義的前提，它假設(shè)這個國家內(nèi)部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個nation的，都是同一個民族的。nation這個詞在西方的原意，里面包含著強烈的政治意涵。它是指只要你是一個nation，你就必須得獨立建立自己的國家。所以民族主義是nationalism，它假設(shè)了整個國家內(nèi)部都是同一個nation，而同一個nation內(nèi)部所有的人，它完全是均制化的。所謂均制化，就是說咱們倆都一樣的，沒啥區(qū)別。從這個民族屬性上而言，沒啥區(qū)別。但大清不行啊，大清大家都知道，往少了說，漢、滿、蒙、回、藏五族，而這五族甭管是z-教、信仰、語言，甚至是人種什么，都有很大的區(qū)別。民族主義這個東西，它最先的西方開始出現(xiàn)，而在西方出現(xiàn)民族主義的時候，它就是用來肢解帝國的，也就意味著大清假如用民族主義，來重塑自己的正當性的話，它有可能直接導(dǎo)致邊疆就獨立出去了，國家就解體了。這個問題是大清跟日本，在近代都要轉(zhuǎn)型，但是面臨的約束條件完全不同。我們知道日本它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那么對他們而言，用民族主義，我這國家內(nèi)部是均制化的，都是大和民族的，一把民族主義，把整個國家內(nèi)部人都給整合起來，轉(zhuǎn)型一下子成了。但是對這個大清來說，假如你用了民族主義，邊疆馬上就說我也是個nation，我應(yīng)該獨立出去，你國家就解體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對大清來說，它就面臨幾個彼此矛盾的任務(wù)。第一個任務(wù)，必須增強動員效率，而增強動員效率，你就必須得找到一種新的理念，來重新告訴自己，我是誰。那么我又要保障國家的統(tǒng)一，然后同時我還得以某種方式承認邊疆跟這個帝國的中心地區(qū)，它的某種對等的身份。因為假如你不肯承認的話，有人肯承認，比如英國，比如俄國，比如日本。大清的末年，以及在民國的時候，滿、蒙、回、藏這些地方，在這個俄國、日本、英國等等，在它們的策動之下，這些地兒陸陸續(xù)續(xù)的，都進入到了事實的獨立狀態(tài)。增強動員效率就得用民族主義，可是民族主義又導(dǎo)致了國家解體，你又得保證國家的統(tǒng)一，同時你還得承認邊疆的這種主體身份。而這幾個任務(wù)是彼此矛盾的。清朝末年它轉(zhuǎn)型，始終是左支右絀，它的政策不得其法，沒有辦法連貫下來。民間它最后不接受了，既然你，你說你要帶領(lǐng)我們轉(zhuǎn)型，你說你有這個，你有統(tǒng)治正當性，但是最后你啥都做不到，那拉倒吧，你換個人吧，你甭跟這玩了，于是革命就來了。
（二）民國時期的“民族主義的革命外交”
古典帝國的時候，根本就無所謂外交，因為我們不知道，在我們之外還有世界。從這個沒有外交的時候，到了有外交的時候，就是這種“以夷制夷”，而所謂的“以夷制夷”，實際上是大清它努力的融入現(xiàn)代條約體系，現(xiàn)代世界秩序的一個努力。最終它的轉(zhuǎn)型失敗了。失敗之后，中國的轉(zhuǎn)型就走上另一條路，就是試圖用革命來一勞永逸的解決這一問題。那么用革命來解決中國內(nèi)部問題的時候，相應(yīng)它也一定會伴隨著我們對于世界秩序理解的一個變化，這就進入到了革命外交。而革命外交里面，就包含了中國對于現(xiàn)代世界的秩序的拒斥，或者說對于現(xiàn)代世界秩序的抗拒這么一個轉(zhuǎn)向。
那么在這里有一個過渡性的階段，臺灣有個學(xué)者叫做唐啟華，他寫了一本書，叫做《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這本書里邊就談到了北洋政府，它是如何通過修約的方式，讓中國來在國際秩序當中，獲得一個更有利的地位，以及讓中國更加有效的融入到國際體系當中的。北洋政府是做了這么一個努力，這跟大清在晚清末年的那些努力，是有個繼承關(guān)系。
但是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整個這個事兒就徹底變過來了，變成了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它包含著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我們在內(nèi)政層面認為，過去的做法都是 ……（未完，全文共21718字，當前僅顯示3906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干部學(xué)習(xí)講稿：對現(xiàn)代中國外交哲學(xué)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