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馮友蘭的“釋古”

　　作者：廖名春
　　【內(nèi)容提要】論文系統(tǒng)考察了馮友蘭“釋古”的理論和實踐以及與王國維“證古”的關(guān)系，認為馮友蘭的“釋古”與“信古”、“疑古”并非同類的問題，不能與“信古”、“疑古”相提并論；馮友蘭的“釋古”較胡適的“疑古”疑得有過之而無不及，現(xiàn)行的中國哲學史排隊的錯誤，主要是由馮友蘭系統(tǒng)完成的；馮友蘭的“釋古”與王國維的“證古”對待“歷史舊說”的態(tài)度基本不同，王國維是在基本肯定“歷史舊說”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對“歷史舊說”進行補充和修正，而馮友蘭“釋古”的基本傾向還是疑古。因此，不能高估馮友蘭“釋古”說的意義。
　　【關(guān)鍵詞】馮友蘭釋古疑古證古
　　引言
　　針對二三十年代學界流行的疑古思潮，馮友蘭先生從年月到年月，多次撰文闡述了他的“釋古”觀。其要點是：一、將中國當時研究古史的觀點分為信古、疑古、釋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釋古為研究中國古史“態(tài)度”“進步”的“三個階段”。三、認為釋古“介于信古與疑古之間”，“釋古便是”信古與疑古“這兩種態(tài)度的折衷”，具體說，“‘釋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盡信古書，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_古代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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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看法》諸文中，一再以分析《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出于王官”說、孟子“井田”說、《莊子》《管子》《墨子》的真?zhèn)螢槔�，說明“釋古”方法的運用�？陀^地說，這是通達之論，以其代表當時學術(shù)研究的水平，應不為過。但是，應該指出，這并非是在“釋古”理論指導下取得的成果，而是馮先生借用當時學術(shù)研究的新成果來闡揚自己的“釋古”理論。
　　如《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出于王官”說，“自信古者之觀點，以為此說出于《漢書》，其為可信，絕無問題。而在疑古者則以為《漢志》所說，純系揣測之辭．一種學說之起，皆一時聰明才力之士所倡，以應當時社會之需要．戰(zhàn)國諸子之興，亦系如此，與‘王官’有何關(guān)系？”而“在釋古者則以為在春秋戰(zhàn)國之時，因貴族政治之崩壞，原來為貴族所用之專家，流入民間。諸子之學，即由此流入民間之專家中出．故《漢志》之說，雖未可盡信，然其大概意思，則歷史根據(jù)”。馮先生以“釋古者”所作的解釋，實際呂思勉先生就曾說過：
　　諸子之學之起源，舊說有二：（一），出《漢·志》，謂其原皆出于王官（二），出《淮南·要略》，謂皆以救時之弊。予謂二說皆是也。何則？天下無無根之物；使諸子之學，前無所承，周秦之際時勢雖亟，何能發(fā)生如此高深之學術(shù)？且何解于諸子之學，各明一義，而其根本仍復相同邪？天下亦無無緣之事；使非周秦間之時勢有以促成之，則古代渾而未分之哲學，何由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今諸子之學乎？
　　春秋以降，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向之父子相傳，以持王公取祿秩者，至此蓋多降為平民，而在官之學，遂一變而為私私家之學矣。世變既亟，賢君良相，競求才智以自輔；仁人君子，思行道術(shù)以救世；；下焉者，亦思說人主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社會之組織既變，平民之能從事于學問者亦日多，而諸子百家，遂如云蒸霞蔚矣。
　　呂思勉認為《漢書·藝文志》與《淮南子·要略》篇各舉一端，本不相背。亦且相得益彰矣。前者言其因，后者言其緣。百家之興起，遠因是學在王官；近緣則是周秦之際的社會變革、世官世祿制度的破壞、王官失守和私人辦學的興起等等。認為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持《淮南子·要略》篇一端之說，“極詆《漢書·藝文志》之誣，未免一偏矣”。呂說分別發(fā)表于年、年，可知馮說當從呂說化出。
　　又如關(guān)于古書真?zhèn)蔚摹搬尮拧�。馮先生說：“如《莊子》與《墨子》諸書，本來寫明為莊周與墨翟所作，故亦無所謂假。古人以為著作之目的，在于表現(xiàn)真理，只求將真理傳諸后世，至作者為誰，則認為無關(guān)重要（西洋中古時亦如是）。如《莊子》等書，最初皆為零碎之篇章．經(jīng)漢人整理，始成為‘書’。劉向劉歆父子即為從事整理先秦之學術(shù)者。逮經(jīng)整理后，講莊子一派之學之書，即稱為《莊子》，講墨子一派之學之書，即稱為《墨子》，并不以其書為系莊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來不察當時情形，誤認為《莊子》即為莊周所手著，《墨子》即為墨翟所手著，因啟疑古者之疑。若此種誤會一經(jīng)解釋，則疑古者之說，亦不成立，所謂‘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此說實際出自余嘉錫。余嘉錫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以來，一直在輔仁大學中文系講授目錄學和古籍校讀法，又在北京大學兼課。其講義稱為《古書通例》，又名《古籍校讀法》。其卷一《案著錄第一》有《古書不題撰人》節(jié)，說：
　　古人著書，不自署姓名，惟師師相傳，知其學出于某氏，遂書以題之，其或時代過久，或?qū)W未名家，則傳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稱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門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師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為某氏之學。古人以學術(shù)為公，初非以此爭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別白也。
　　古書之題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學之所自出言之。《漢·志》本之《七略》，上書某子，下注名某者，以其書有姓無名，明此所謂某氏某子者即某人耳，非謂其書皆所自撰也。今傳劉向《敘錄》，如《管子錄》云：“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此特因其書名《管子》……而加以解釋，以下即敘其平生事跡，于其書是否本人所作，或門弟子所記，不置一詞。
　　可見馮先生的解釋，甚至所舉《管子》例，皆余嘉 ……（未完，全文共4274字，當前僅顯示2158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試論馮友蘭的“釋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