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宋代佛教史籍在中國佛教文獻中的歷史地位

淺談宋代佛教史籍在中國佛教文獻中的歷史地位
　　
　　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土后，印度大小乘佛教經(jīng)典也就不斷地由諸多高僧大士翻譯成漢文進入中土，這即構成中國佛教文獻中的一個部分－西方圣賢著述。但與此同時，隨著佛教的中土化，許多中土僧人也開始對翻譯佛教經(jīng)典加以注釋、論疏，闡發(fā)中土僧人的觀點，形成了一大批的中土僧人著述，這也就構成中國佛教文獻中的另一個大部分－中土圣賢撰述。這些中土圣賢撰述構成了中國佛教文獻的主體，內(nèi)容十分豐富，不僅記載了千百年來中土佛教的教理、宗派、禮儀、規(guī)制等，還記載了佛教哲學、心理學、醫(yī)學、邏輯學、文學等豐富的知識，而專門記載中土佛教歷史發(fā)展、史事、歷史人物的中國佛教史籍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nèi)容。在現(xiàn)存的漢文《大藏經(jīng)》中，各類佛教史籍有近百部之多，宋代佛教史籍則更是重中之重，出現(xiàn)了《宋高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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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錄》、《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等一批佛教史書，創(chuàng)建了紀傳體、燈錄體。年譜體佛教史籍新體裁，豐富了中國佛教史籍的內(nèi)容。二是在世俗史書、以往佛教史籍的基礎上，改造了編年體、僧傳、志乘體等一些舊體裁的佛教史籍，使之更適應兩宋文化、佛教的變化，重新煥發(fā)了活力。如在編年體的時間上限問題上，宋代佛教史家或是采用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較為流行的周王二十四年甲寅佛圣人釋迦牟尼誕生日為撰述時間的上限，如宋僧本覺撰寫的《釋氏通鑒》；或以東漢明帝永平七年佛教傳入中土為記時的上限，如宋僧祖琇《隆興編年通論》，將佛教記時與編年體史書融合在一起，形成編年體佛教史籍的特色。三是由于受到世俗文化影響，避諱、曲筆與直書、記事詳略、語言繁簡等本是世俗史書的編撰體例，與佛教史事相結合，也被運用到宋代佛教史籍的編撰中，形成了宋代佛教史籍特有的編撰風格。[如《佛祖統(tǒng)紀》卷四六說：“（靖康）二年正月，上幸虜營，四月虜退，二帝北狩於韓州。”宋代靖康之變中，宋徽宗、欽宗被金人虜獲到金營，此為宋王朝之奇恥大辱，僧志磐在此處，以“幸”、“北狩”等詞語來掩蓋宋王朝的恥辱。類似這樣例子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還有很多，此處不再一一列舉。]不僅如此，宋代佛教史籍在繼承魏晉隋唐佛教史籍之優(yōu)秀傳統(tǒng)、創(chuàng)新自己的同時，對元、明、清文獻撰述的影響也極為深遠，《補續(xù)高僧傳》、《續(xù)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續(xù)燈正統(tǒng)》、《清涼山志》、《理學宗傳》、《明儒學案》等許多后世世俗、佛教文獻中也都具有宋代佛教史書的痕跡。
　　兩宋是中國佛教史籍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佛教史籍發(fā)展史上的完善時期�？梢哉f，宋代佛教史籍上承魏晉隋唐佛教史書之優(yōu)秀傳統(tǒng)，下啟明清佛教史籍之撰述風氣，有著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在中國佛教史籍撰述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其次，它是研究佛教在唐宋時期傳播、發(fā)展的重要史料之一。兩宋是佛教在中國發(fā)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但苦于傳統(tǒng)觀念的偏頗，許多佛教發(fā)展史中的重大問題在中國古代的官方典籍中反映甚少，給后代學者研究唐宋佛教史造成了不小的障礙，而宋代佛教史籍的出現(xiàn)則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契機。宋代佛教史籍記載了唐宋時期佛教宗派的傳播發(fā)展、佛教禮儀、僧人事跡等情況，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記錄了禪宗僧人的事跡和機緣語句，使我們能更好地了解當時禪宗發(fā)展狀況。《佛祖統(tǒng)紀》、《釋門正統(tǒng)》主要記載了天臺宗的發(fā)展情況，《宋高僧傳》則記載了唐宋時期的佛教各派高僧人物事跡以及帝王與佛教之間關系等諸多問題。同時，宋代佛教史籍還反映了儒、佛、道的融合、宋代僧人的佛教史觀等思想文化內(nèi)容，如僧契嵩就將儒家的孝親觀與佛教理論結合起來，“擬儒《孝經(jīng)》，發(fā)明佛意”。[契嵩《鐔津文集》卷10《書啟狀》日本大正《大藏經(jīng)》本。]僧志磐、本覺、祖琇、贊寧等則運用天命、人事等世俗史觀來討論佛教的盛衰發(fā)展和世俗社會的變化。如僧祖琇在《隆興編年通論》卷二說道：“晉氏之基，魏氏遠系，及誅曹爽，而絕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續(xù)，金承土運，歷數(shù)在躬。 ……（未完，全文共3159字，當前僅顯示1596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淺談宋代佛教史籍在中國佛教文獻中的歷史地位》）